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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上,一名与会者对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李东生所分享的情况印象深刻。他提到,在一个生产精度非常高的高性能半导体工厂中,现场几乎不需要操作工。这是由于智能化技术的引入,越来越多的工作都被智能设备所取代。特别是在检测和控制环节,智能化技术的应用使得智能设备能够更加精准地完成各项任务。这些智能设备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还大大降低了人为错误的风险,确保了生产的高品质。

他向李东生提出问题,询问企业对于生产线的人工减少和可能产生的其他岗位的看法。他认为,对于该企业而言,数字化对于整体就业的影响是怎样的呢?

李东生指出,在工程制造体系中,提高效率通常意味着工人数量的减少,这是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问题。就TCL而言,在过去的10多年里,员工总数不断增加,而这种增加主要是由于产业规模的扩大。

世界银行行长彭安杰给出一组数字: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里,中国的劳动力增长了60%左右,创造了3.15亿个就业岗位,连续38年每年创造800多万个就业岗位。这种爆炸性的就业增长与中国最快的减贫时期相吻合,“这再次证明创造就业机会是消除贫困、实现繁荣的最可靠途径”。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在发言中提到,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经历了类似工业革命早期的变化,如制造业就业占到劳动力的40%。但随着技术和国际贸易的发展,生产率提高,很多劳动力进入服务业。“在英国,80%的人口就业都是在服务业。”克里斯托弗表示,产业技术创新会为经济带来结构性转型,但新技术的发展并不会取消就业,“更多的结果会是一种转型”。

而如今,数字化被视为“不仅是一场深刻的技术革命、产业革命,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人工智能可能会取代一些工作岗位,但同时也是巨大的生产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马斯·萨金特说。

在克里斯托弗看来,工人需要通过学习新的技能,转入新的工作领域,服务业是能创造和接收更多人就业的领域。他举例说,人们买多少汽车、消费品的数量是有限的,但对于服务业的消费是无限的。

“很多工人需要在服务业再就业,但服务业却没有赶上需求增长的步伐。”克里斯托弗说,尤其是一些低技能的产业工人和农业人口,需要实现技能的升级。因此,在这个阶段应该思考,现代的服务业需要什么样的技能才能充分利用新的技术,不要出现失业工人与新企业需求的错配。他建议,企业可以为工人提供对接相关技能的培训,学校也可以“教一些文科的内容”。“如果我们去学校只学理工科,然后发明一些机器来取代我们的就业,可能是在自掘坟墓了。”

除了技术发展对于就业岗位的影响,中外嘉宾同样关注“如何能创造好的、充足的工作机会”。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杨伟民表示,新冠疫情对就业冲击较大。2020年到2023年,中国城镇就业人员累计增加1783万人,“年均新增量是过去常年的一半”。

杨伟民指出,过去民营经济的就业增长速度普遍较快,其就业总量和就业比重都高于国有企业。而国有经济的就业则相对减少,尽管这一情况在新冠疫情期间发生了反转,但是国有企业的就业数量和比重仍然低于民营企业。他认为,为了持续稳定地扩大就业,应该恢复到过去那样的就业增长格局。具体来说,应该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包括加大对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推动民营企业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产品质量,以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

国家针对扩大就业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除此之外,正在推进的市场准入领域改革将使市场自发地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据杨伟民先生所说,前几年,中国对一些行业加强了规范和治理,这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趋势。在经济发展和治理之间,中国将寻求实现动态平衡。这将有助于更好地兼顾两者的需求,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随着民营经济的预期转好,中国经济的活力将得到进一步的扩大和提升,这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就业机会。综上所述,国家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来扩大就业,并且正在推进的市场准入领域改革将使市场更加自发地创造就业岗位。中国将继续寻求实现动态平衡,更好地兼顾经济发展和治理的需要,以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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